“我的作品不是用思维写出来的，是用心写出来的！”采访中，旅英华人女作家薛欣然不断强调这一点。从《中国的好女人们》(The Good Women of China)、《天葬》(Sky Burial)、《见证中国》到即将出版的《中国母亲》(Chinese Mother，暂译)，薛欣然深入中国乡野，记录下那些被忽视的社会底层族群的故事，她说：”我要帮他们在历史里留下声音！”

旅英华人女作家薛欣然最近受邀到荷兰参加海牙冬夜文学节（the Winternachten literature festival），其作品被译作30多种语言，她本人也是英国BBC电台的评论员，长期为英国《卫报》撰写专栏，并在伦敦大学等院校授课开设讲座。然而这成功并非一僦可及，1997年移居英国后，她当过清洁工、在中餐馆打过零工。薛欣然不无激动地说：“我到了英国才知道，西方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在国内我是受人尊敬的电台主持人，到了这里我谁也不是。”问起她是怎么撑过来的，微笑又重新回到了她脸上，“是我的经验和性格救了我！”
 

柿子胶打破沈默
出身于1958年的薛欣然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出身富裕家庭的她在文化大革命时受尽了苦楚，在部队院校工作几年后，薛欣然进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一次到中国偏远农村的采访经历，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村里的女孩子十几岁了、都已经来月经了，却穷到没裤子穿。我看了以后心想：我活了三十几岁，却不晓得别的女人过得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薛欣然说。
 

接下来的八年，她访问了两百多位女性，让人们听见她们的声音。然而要打破她们的沈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薛欣然回忆道：“直到有一天家里做柿子胶来吃，不知道怎么搞的，脸上黏了一点红，公交车上一个女人看到了来提醒我，我们聊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我得到了真正的故事。此后，我每天都故意化‘错妆’，以此来打开话匣子。”
 

披露女性真实生活
薛欣然从1988年开始做专题广播节目，在当时的社会，她的节目由于披露女性真实生活，遭到了许多人的抨击。她语气哽咽地回忆说：“许多过去受迫于现实曾经抛弃甚至杀害自己女儿的农村妇女，到都市打工后，看到城里的女儿活得像公主一样，自己的女儿却连活的权力也没有，她们打电话进电台跟我说她们的故事。隔天警察来找我，说找到尸体手上抓着一张给我的纸条，有的不会写字，就盖上一个血指印。我希望帮她们，但她们打电话来后隔天自杀了，就代表我没有帮到她们。” 在如此压力之下，薛欣然不得不长期服用镇定剂，直到1997年终于因健康恶化远走英国。

华人作家的两难
为了留下受访者最真实的声音，薛欣然始终用中文写作，再翻译成英文出版。虽然在寻觅适当译者时费尽了心力，她却不改初衷。薛欣然表示，华人作家用英文写作多半是受迫于现实，与从事出版的英国丈夫Toby Eady多次走访中国并协助中国作家翻译在西方出版作品的她，深深了解其中的困难，她说：“西方翻译市场不到总数的5%，而中文作品更只占这5%中的5%；翻译也是一大问题，中西语言上的障碍很难打破。再者如果用当地语言写作，思维方式会更接近当地社会，西方出版商不仅看作品，也看重作者与西方媒体互动的能力。”
 

“快餐文化当然也有影响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创造了这个市场，很难评断到底是对是错。但其实大部分用寄居语言写成的作品都是虚构的小说，记实性作品还是得使用原创语言。”薛欣然强调说。
 

慈善
虽然作品揭露了中国低层社会、偏远农村的问题，甚至不时触及文革与社会不公的敏感话题，但因为长期投入慈善事业，薛欣然表示她的工作并没有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阻挠。不过由于题材敏感，原稿虽是中文，却只有《中国的好女人们》一部作品在台湾以中文版发行。但薛欣然最在意的还是对这些问题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她在英国创立的“母爱桥”基金会（The Mothers' Bridge of Love），帮助收养中国女弃婴的西方家庭面对艰难的文化差异与认同问题。

薛欣然每年还多次深入中国最贫穷偏远的农村，散播数千本从世界各国搜集来的儿童图画书籍，她说：“很多人忍受贫困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无法想像外界的生活。一个穷到没见过剪刀的村落，只有男人可以吃饭，女人每天只喝一碗汤，平均寿命是40岁，但他们不敢离开。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可以看图片，由此他们到了都市看到电车、公共汽车就不会害怕，许多人因此才敢离家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要帮助穷人，最先要帮助他们发展自立的意识，提供自立的体系，最后他们才会有自立的能力！”

责任编辑：赵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