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研究生林迪文（Steven William Langsford）从中学开始学中文，一直有着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梦想，并在2007年考取了澳大利亚的专业翻译证书。但他失望地发现，初入行的自己只能翻译一些驾驶证之类的东西。“是我不够努力吗？不完全是。我忽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需要了解中国文学，了解中国。”

    7月初，和林迪文一样来自26个国家的31名年轻人来到中国，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7月22日，他们“毕业”了。从此，他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私家中国故事。

    澳大利亚林迪文：一切要从海参说起

    “我的中国故事大概要从海参说起。”林迪文的中文语速很快，而且学会了中国人讲故事的方式——卖关子。

    原来早在18世纪，中国和澳大利亚就因为海参建立起了间接的贸易关系，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中国最早的来往。于是当澳大利亚地下的黄金被发现，消息很快传到中国，有不少中国人加入了淘金潮。

    最早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说的是粤语，他们也是澳大利亚许多唐人街的创始人。所以，当林迪文跟朋友说自己在学中文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有两种中文，你学的是普通话还是粤语？”

    “当然先学普通话，粤语只是许多方言中的一种。”13岁，林迪文开始学中文；高三，他认识街上商店牌子上的所有汉字；上大学，他选择了中文专业；毕业后，他在吉林长春待了4年。“我学中文已经15年了，但大家能听出我的口音，我还得继续努力。”林迪文笑着说。

    在这15年里，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共有13所孔子学院落户澳大利亚。林迪文家乡阿德莱德的孔子学院就是在2007年建立的。“念本科时，因为孔子学院我才有机会参加汉语桥比赛，因为参加了汉语桥比赛我才有机会申请去长春理工大学学习。这个学习机会改变了我的生活。”林迪文说。

    在林迪文学中文的这几年，从澳大利亚去中国留学的学生人数每年增长约30%，中国也成为澳大利亚大学最重要的生源国家，中国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30%左右，远远超越排名第二的印度。

    最近，林迪文开始把翻译当成职业，因为中文书在国外有市场，也因为在这个文化交流的时代，他“渴望给文化交流这个大事业作一点小小的贡献”。

    土耳其艾图龙：中国故事从19岁开始

    2001年9月25日——土耳其小伙儿艾图龙（Ceylan Ertugrul）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这一天，高中毕业的他第一次离开家，先坐飞机到香港，然后坐火车到广州。可惜的是由于不会中文，他错买了一张慢车票，一路哐当哐当。

    “中国好大！”这是艾图龙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什么都和土耳其不一样，城市、天气、生活方式、服装、饮食……”

    在广州，艾图龙报名了广州师范大学的学习班，不过由于迟到了快1个月，他第一学期的成绩不太理想，到第二学期成就开始“扶摇直上”——艾图龙在此处用了一个成语。2006年，艾图龙从西安外国语大学毕业，先后在北京、广州、绍兴工作了几年。2010年，他参加了土耳其高等文官考试，现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汉学系任助教。

    虽然已经离开中国，但艾图龙对中国“痴心不改”，致力于在土耳其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及语言。“我系的学生去年和今年参加了汉语桥比赛，都获得了第一名。今年土耳其教育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在安卡拉共同举办了《我想象的中国》绘画比赛。”艾图龙说，“虽然我在土耳其出生，但在中国长大，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乡。我的中国故事从19岁开始，但永远不会结束。”

    越南甲氏咏：属于中国的候鸟

    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甲氏咏（Giáp Thi Vinh）出生于越南河内，从小看《西游记》长大，“一定要去这个神奇的国度”成为她的梦想。长大后，这个梦想把她带到了广西南宁，一待就是8年。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甲氏咏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南宁。“虽然天气酷热，但这里优美的景色令我震惊。从机场到南宁市区的旅途就是一段梦幻之旅。机场高速两旁绿树成荫，花团锦簇，修剪整齐的花带如此精致……”甲氏咏仿佛沉浸在回忆中，“以至于后来为了重温这种感觉，闲暇时我常骑着自行车到山间、乡村去转转。这里的人十分热情、好客。”

    在南宁的第一学年结束后，甲氏咏回越南待了6个星期。“奇怪的是，在家的最后两个星期，我每天都度日如年，总感觉有什么在牵引着我早日回南宁。”第二个暑假，甲氏咏只在家待了两个星期，这让她的父母非常沮丧。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每次到南宁，之前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甲氏咏说，“第三个夏天，不用说，我留在了南宁。我想我可能是属于这里的候鸟，不愿远飞，也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喜欢这里没理由’。”

    这年，她22岁，成功通过了HSK——汉语水平考试。当她拿到证书的那一刻，“整个人似乎都飘了起来，那种感觉真让人陶醉”。伴随着牵挂和依恋，甲氏咏毕业回到了越南。

    回到越南后，甲氏咏拥有家庭的温暖、体面的工作、知心的朋友，但来自中国的牵绊总在呼唤：“什么时候能回到那令我魂牵梦绕的中国？”“高兴的是，今天，我回来了！”她参加了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主要研究课题为“越南与中国广西贸易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保加利亚海丽娜：“我是一名汉学家”

    作为保加利亚第一批汉学专业的学生，海丽娜（Evelina Valentinova Hein）毕业后任教于索菲亚大学中文系。她的中国故事源于一场因为文化不同产生的误解。

    两年前的一天，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海丽娜陪同一个保加利亚代表团乘坐德国汉莎航空的飞机到中国。法兰克福机场安检人员检查了她的随身行李后，客气地请她在旁边等一会儿。然后，一个安检员指着安检设备显示器上的图片：“请您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来，海丽娜的行李中有3件呈“卍”形状的饰品。

    海丽娜说：“起初我并不太清楚安检员注意到这套饰品的原因，但忽然意识到，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形状像纳粹党所用的十字记号的东西都是违禁物。德国纳粹的十字记号写作‘卐’（右旋），而我带的中国饰品的形状是‘卍’（左旋），两者确实很像。我心里暗想：糟糕！”

    海丽娜急忙打开行李，拿出那套“卍”形饰品向安检员解释：“先生，这绝对不是纳粹党的十字记号，而是古代印度教里的太阳符号，后来成为佛教的一种象征，是吉祥好运的意思。”一边说，她一边将首饰塞到安检员的手里让他看，“我是一名汉学家。这套饰品是我几年前在北京景泰蓝厂买的。它是一种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

    安检员耐心地听海丽娜说完，并再次仔细检查了她的护照和机票：“好吧，我相信您的话，这次放您走。但在德国，不要戴这种东西，否则说不好你会有什么麻烦。”

    “这件事反映了欧洲汉学家对跨文化现象恒久的关注和谨慎，以及为平衡本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认同而付出的努力。”海丽娜说，“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说幽默点儿，每一个汉学家的肩膀上都长着另外一个脑袋，里面装着中国知识和中国文化。这种能力既是一种特权和荣幸，也是一种负担。我们肩负着调节两个世界的文化冲突、促进两个世界之间文化沟通和交流的重任。”

    海丽娜说：“或许有一天，这两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大千世界。正如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我相信人类的本性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