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齐兹在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能与新朋老友会聚一堂，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想说的话很多，就从我的翻译工作讲起吧。

　　过去的两年中，我首先将已签约的《鲁迅传》翻译完成后交给了出版社。紧接着，又应他们的要求选了鲁迅先生的三篇较具代表性的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和《狂人日记》，编成一个集子，集名定为《鲁迅小说选——三个悲剧》，也已交稿，但至目前为止两个译本都还未出版。

　　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我立刻就开始阅读手中的一些中国当代小说，同时也参考了中国朋友的意见，决定首先将铁凝的作品出一个集子。我按作品出版的时间顺序选了《哦，香雪》、《永远有多远》、《谁能让我害羞》和《阿拉伯树胶》四篇小说，以《永远有多远》为集名，已于去年出版了。接着翻译了余华的《活着》，现在就快印刷出版了。眼下我正翻译的是莫言的《蛙》，初稿也快完成了。但可惜，这两本译作这次恐怕都来不及亲自带给作者了。

　　根据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下面我想就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阿拉伯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想先说明一下自己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因为对“文化”的定义一直以来就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十九世纪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下的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转引自程裕祯的著作《中国文化要略》)。我个人基本认同这个定义，而我要着重讨论的只是自己如何应对在翻译中遇到的信仰、道德、习俗这几方面的差异。

　　一、       在选择文学作品时，我会首先选在道德取向上自己认为大多数阿拉伯读者可以认同的作品。因为我首先是一个读者，然后才是译者，如果我认为作品的主题取向违背了阿拉伯社会基本的宗教、道德原则，那么，我个人是不会翻译的，无论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多高、发行量有多大。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并不是可以靠翻译策略或技巧来解决的。关于这一点，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说得很好：“译介外国文学，意义是多重的，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翻译总是承担着根本的角色。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翻译什么、引进什么样的作品，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层次的译者的个人活动，它关系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借鉴什么、吸收什么的重大问题。”我想，这也是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含义吧。这在文化修养不高、辨别能力较低的民族，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对已选定的作品，对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传统或风俗的差异，原则上，我是按原文全部翻译，不会任意删去任何内容，因为译者的任务是完整、准确地传达原著者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所诉说的，以及如何表达这一切的艺术构思，以至语言风格，也就是原著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严复先生所提出的翻译三步法中的“信”和“达”所要求的。再者，正是由于这类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的翻译和交流才有意义，如果没有差异，那交流什么呢？但是，对作品中一些明显属于宗教社会禁忌的词句，我会换成较为含蓄的阿语词句，但不会改变原文的含意，因为，阿拉伯语的词汇像汉语词汇一样，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只要具备足够的母语水平，又用心琢磨，我认为两种语言终会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

　　三、       在作品的文本结构形式和个人艺术风格方面，就目前我已翻译的作品来看，虽然与阿语文本有写作习惯上的差异，但不足以引起误读或阅读障碍，故无需做任何改动，只是有的作品在用词上，会出现同样的词多次重复的情况，我想，这也许是作家本人的语言风格，但在阿语中反复使用同一个词，是会让阿拉伯读者难以接受的，同时也会降低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可读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用多个近义词来替换相同的一个词或一句话。而对一些成语或民间谚语，我会尽量找意思相近的现成阿拉伯成语或谚语来翻译，但也不会牵强附会，如果没有正合适的替换，就宁可直接将原文译成成语或谚语的形式，以保持原文的文体美。这也是“雅”字的涵义吧。

　　以上这些，说不上什么经验，只能算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一个态度。另外，我以前翻译的大多是理论方面的著作和一些现代剧作，在当代文学方面翻译的还不多，所以，这次我主要是来向其他各国的翻译家们讨教和学习的。

　　但是，各国翻译家的处境不同，面向的读者也不同，在当代文学作品译介工作上的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这里我想再谈一点儿本次主题之外的问题。

　　首先，我想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阿译本的未来可能读者群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总的说来，大部分阿拉伯人是缺乏阅读习惯的。虽然说我自己翻译的二十多部中文著作基本上都卖完了，在市场上很难再买到，但发行量有多少呢？为什么多数译本没有再版呢？答案很清楚，出版社知道，读者是有限的。而这些译著的翻译费、印刷发行费都是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支付的，完全以文化交流为目的，是无法营利的。那么，这有限的读者究竟是哪些人呢？我将他们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因好奇而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文学爱好者。二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知识分子。三是不懂中文的学者，他们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方方面面，但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里介绍中国的书籍很少，他们是中文著作阿译本的主要读者群。而他们感兴趣的是有关中国文化、历史、政治、外交等方面，现在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书籍。但我想，如果可以系统地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介过来的话，他们也应该是主要的读者群，而且，也将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读者群。

　　这样分析后我们发现，可能会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读者，基本上将是文化修养较高的人群。这就要求这些文学作品应该是用正确、优美的阿拉伯语翻译出来的，而不是文采少、语病多的阿拉伯语，更不是“洋泾浜”阿拉伯语！因为，阿语水平低劣的译本不仅危害到原著本身的文学价值，而且危害到阿拉伯语的纯正性，这是让任何尊重和热爱自己母语的知识分子所难以容忍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同行是冤家”，那么，以阿拉伯语为目标语的译者们(懂阿语的中国人和懂中文的阿拉伯人)之间，究竟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阿译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及这些作品阿译本的质量问题。

　　中国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随着“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包括阿拉伯国家遍地开花，汉语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不再是陌生的语言，已不甚稀奇了(这对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来说是件好事)，同时，阿拉伯语系也在中国各大学院校扩大招生，加上大量公派和自费来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大量(相对于这些国家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来说)向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门槛极低)，已导致目前中-阿、阿-中翻译队伍鱼目混珠，优劣不辨。就此，我很想了解一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中译阿工作究竟是什么人在把关？中译阿的中国文学对外推广计划的经费又是什么人在具体操作？原著者对自己作品翻译者的阿语水平了解有多少？对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什么样的阿拉伯语又知之多少？当下，某些人以职权和所谓学界地位来谋取个人名利，随意选择译者，完全置译者的阿拉伯语水平于不顾的现象，是令人深感遗憾的。如果认为只要阿拉伯语是其母语或专业、而其人又在大学教汉语或阿拉伯语，就可以翻译任何中文著作，更不要说文学作品的话，那除了说他对翻译工作无知，还能说什么呢？即使是为了利益，那孔子也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话吧？

　　余华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写道：“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愤怒和冷漠的作家。”“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点，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我想，余华内心的愤怒，现在是否真的已经渐渐平息了呢？

　　解读中国故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会和阿拉伯读者们一起，在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一步步走进这个伟大的国家，解读一个个谜一样的故事。

　　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

　　现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曾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翻译了《艾青诗选》，曹禺的《日出》、《原野》，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沈从文的《边城》、《丈夫》、《萧萧》、《虎雏》，田汉的《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哦，香雪》、《谁让我害羞》、《阿拉伯树胶》，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