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说

埃及出版人兼汉学家艾哈迈德·赛义德，中文名白鑫。2006年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白鑫曾到埃及军事学院当过汉语教官，在中国生活了1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一直从事中阿图书出版和翻译工作。现任埃及、阿联酋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总裁。

大约在2011年之前，中国出版社基本上不参加阿拉伯国家的书展，也不做出版交流。起步之初，我们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让中国作品在阿拉伯国家的书展上存在下去，那时候中国作品展连存在都是个难题。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到2018年的时候，所有的情况都变了，阿拉伯读者们开始主动对中国相关的东西感兴趣，开始有读者过来询问中国图书。我没有想到，在全世界最大的书展之一——开罗书展上，会有读者过来问我们有没有刘震云新书，这位读者并不知道刘震云长什么样子，但是他看过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塔铺》，他了解到刘震云新出版了一本小说，就想要看他的阿语版。类似的情况有很多，问余华、莫言、徐则成等中国著名作家的人比比皆是。现在中国图书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市场需求了。

阿拉伯读者对于图书内容的选择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觉得阿拉伯人应该会更想看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图书，因此一开始我们翻译了50多本中国伊斯兰教相关的图书，但是后来我发现读者们对这个没有兴趣。相反，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文化很感兴趣。他们想了解中国的道家、儒家，中国的孔子、老子，以及中国的《孙子兵法》等，他们想了解习近平主席，想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中国是如何能够在40多年的时间里，达成了这么多奇迹般的成就。相较于中阿文化的共同点，他们更喜欢去了解中阿文化中的不同点；惊叹于“中国式速度”的同时，他们更想了解这种“速度”背后的文化根源。

所以现在在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图书里，卖的最好的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价值的图书。比如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阿拉伯国家，我们是这本书的独家销售代理，上次我们去利雅得的书展，当时带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共计300多册的书，在书展还剩4天的时候，书就已经全部卖光了。此外，当地的研究中心和政府机构采购了5000册，他们要摆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的城市分店里，这种图书分店类似于中国新华书店的分店一样。新冠肺炎刚开始爆发的一两年，我们做了30多种图书，都是在介绍中国是如何防控疫情的。这些书全部放在Facebook和相关网站上，供读者免费下载阅读，其中一些书的下载量已经达到了20多万。

这些都是阿拉伯读者主动了解中国的生动事例，可见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同等重要。共同性是我们隐含的文化基因，差异性会使我们互相吸引，从而促进文化的互知。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才能让两大文明更好地交流互鉴。

——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史”访谈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