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翁鸿鸣
奥古斯丁，他曾经是战地记者、摄影师和旅行者;如今，他是印尼的畅销书作家。十年时间，他走遍亚洲内陆的是非之地;是逃避？还是在寻找什么？他的中文名叫翁鸿鸣，是一名印尼华人;在他身后，是一个海外华人家族，和他们绵延百年的身份纠葛。
翁鸿鸣：我跟父母是不同文化的人，日常生活我们是用印尼语和爪哇语沟通，可当他们彼此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是用中文。当初父母到北京后，每个月都用中文给我写信，那个时候才感觉到其实我很不了解他们。学了中文以后，我可以跟爸爸谈政治，谈哲学，可以听懂他们脑海里的声音。
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不会夸奖我和弟弟，但在他们的信里，我第一次看到妈妈说我是她最爱的孩子。第一次看她写的中文信，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翁鸿鸣：2009年我妈妈得了癌症，我陪妈妈在深圳养病。那段时间当然是痛苦的，但同时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了解到了我从来没有认识过的妈妈。因为我当时可以用中文跟她交流她的爱情，她的成长，她的渴望，她的中国身份。
翁鸿鸣：我和妈妈会互相交换故事，我为她读我的游记。就好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公主给波斯皇帝读各种各样的故事，以此来延长他的生命一样。我觉得给妈妈读我的日记，也会延长她一天一天的生命。
田川：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学中文的？翁鸿鸣：5、6岁，大概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送我去补习中文。那个时候印尼是禁止学中文的，如果被警察抓到会很麻烦，所以我们都是偷偷摸摸地去上学。印象最深刻的是，去老师家我们要用特殊信号来敲门，这样老师就知道是学生来了。田川：你当时有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学中文吗？翁鸿鸣：那个时候小孩不会问太多，就是觉得很痛苦。我对学中文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果我不去上学，妈妈就会打我。老师是很老的老师，教法也是很老的教法。如果写错一撇一捺，也会打我。所以那个时候不太爱学中文，因为觉得学中文等同于痛苦。而且因为老师教课就是背课本，全部都背下来，里面的词汇日常生活也不会用到，所以学了很多年也不会造句。田川：你有跟妈妈爸爸说不想学中文吗？翁鸿鸣：有，停了一两年，但后来又恢复了补习。虽然我们家日常生活是用印尼语和爪哇语进行沟通，但爸爸妈妈彼此交流的时候是用普通话。所以普通话就相当于他们的秘密语言，有时我也想听懂爸爸妈妈到底在说什么，所以就又去补习中文了。
1981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的南海漳市。父母在家乡经营一家杂货店，卖电器，卖鸡蛋，也兼营草药和针灸。奥古斯丁一家三代，有三种母语。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来自中国福建，老人家的母语是家乡的福建方言。而父母生在印尼，年幼时就读中文学校，母语是中文普通话。20世纪60年代，印尼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此后中文在印尼成为禁忌。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奥古斯丁和弟弟，从小只会说爪哇语和印尼语。奥古斯丁告诉我，家族里的同辈人没人懂中文，父母要求他学习中文，是希望他记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翁鸿鸣：爸爸因为华人身份在印尼受了很多苦。大概在1966、1967年的时候，苏哈托政府想要没收城市里全部华人的商店给印尼人。爸爸去抗议，然后因为抗议坐牢了。
翁鸿鸣：小时候妈妈会唱国歌叫我起床，“起来不要愿奴隶的人们，……”爸爸妈妈每天看的电视都是中央电视台，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看春晚。父母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印尼人，而且是用中文说的“中国人”这三个字，不用印尼语说。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就代表你有很好的特征，是努力，聪明，高文化的。当你用印尼人这三个字的时候，是充满贬义的。小时候我们是被这样教养的。可一出门，觉得身份是完全改变的。初中和高中我上的印尼国立学校，在学校当然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因为说自己是中国人会被欺负。所以有时候我也问自己，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印尼人？如果是中国人，中国的语言我不懂，中国的电视节目我看不懂，中国的历史我也懂得很少。如果我是印尼人，为什么出门的时候有人会因为我的眼睛，我的肤色欺负我，然后对我说“你是外国人，你是中国人，回到中国去”。所以我觉得1980年代我是在被欺负的状态下长大的，我连出门都不敢自己出，每次都需要保姆陪我。我小时候基本不出门，我觉得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爸爸有时候也嘲笑我，觉得我是可怜虫。1980、1990年代是苏哈托时代，你被迫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印度尼西亚人，你要忘掉自己祖先的身份。我这一辈儿可能不太一样，我想被我的社会认可，被纳受。所以相较父母，我觉得我比较努力的把自己印尼化，把自己改变成百分百的印尼人。
△翁鸿鸣儿时照片
翁鸿鸣：大概是1995、1996年，在1998年“排华”情况发生之前，其实印尼已经开始发生反华动乱了。那个时候我开始提问，我已经这么努力去当印尼人，可为什么还是被认为是外国人？田川：这也是让你离开印尼去中国的原因之一吗？翁鸿鸣：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1999年发生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想出国留学，在我办护照的过程中，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我爸爸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的那天，我已经出生10天了。所以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还没入印度尼西亚国籍，但时间只差10天而已。然后他们说，这样的话你不是印度尼西亚人，你是外国人。所以你要先去法庭发誓，表示对印尼的忠诚度才行。这对我打击很大，我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我有印尼的身份证，上过印尼的爱国主义课，我的成绩也都很好，是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可是……
翁鸿鸣：2000年是我第一次出国，当时爸爸妈妈特别感动。因为他们一直很渴望回国，反而是孩子先有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们就非常感动，好像我是代表了他们回国的。妈妈对我说她的爸爸是中华学校的校长，在天堂的姥爷看到我肯定会非常自豪。
2000年，19岁的奥古斯丁，来到北京，就读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他说，突然之间，自己不再因为肤色惭愧，就像一条鱼游进了大海；有了安全感，也有了自信心。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外来者。
翁鸿鸣：因为我拿的是印尼护照，所以我到学校后必须住在留学生宿舍，就无法跟中国学生多打交道，也不能跟他们合住在一起。我的学费当然也是留学生的学费，还有很多很多限制提醒我，我也不属于这个地方。
△翁鸿鸣与同来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合影（翁鸿鸣：第二排左一）
△翁鸿鸣与同来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合影（翁鸿鸣：右一）
翁鸿鸣：2000年的时候，当时北京吐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这点其实让我我感到很吃惊，不敢相信。因为小时候在印尼，如果我在路边吐痰，我妈妈就直接打我。她说你不要吐痰，只有印尼人吐痰，我们中国人是完全不吐痰的。但我在北京反而觉得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我开始听印尼歌，每天都听，吃饭也吃印尼饭。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我还常常穿印尼的服装，其实这种服装我们是不会在上学的时候穿的。
200古斯丁大学毕业。他没有找工作，反而拿着仅有的2000美元，踏上旅程。他要去看世界。这一走，就是十年。
翁鸿鸣：我第一次当背包客是去蒙古国，后来又在阿富汗待了三年，中亚五国旅行得也比较多。我还在巴基斯坦、印度待了比较长的时间。我的大部分旅行是去一个有冲突的地方，然后当一个旁观者去看他们的冲突。为什么我们会和其他的群体发生仇恨，发生恐惧？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
翁鸿鸣：旅行是一种让你迈近不同文明的方法，然后你就能体会到，其实他们跟我们很多都是一样的。我们的DNA有99.99%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强调我们的不同之处？很多冲突其实并不存在，是你或你所处社会里的人们一同幻想的而已。比如在印度的时候，人们会一直说巴基斯坦人不好。在巴基斯坦也一样，他们说印度人不好，印度人危险，印度人是魔鬼等等。可当你真正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生活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好人。比如我在乌兹别克斯坦旅行的时候，我的钱全都被偷了。我到喀布尔的时候，我身上的钱都不到一美金。幸亏有人把我带到了他家里，然后给我免费住免费吃。后来我在喀布尔当记者的时候，也是住在办公室，跟阿富汗一些当地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分享我们关于宗教的不同看法。除了这些，你还可以看到，当他们已经把你当成兄弟的时候，他真的会为你牺牲一切。
田川：你说阿富汗人的情感让你对家的概念有所转换，你可以作为一个外来者很快的融入到这样的群体当中。当你回看你在印尼，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印尼；在中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融入到中国。你会去想那个原因是什么吗？是自己心态的问题吗？翁鸿鸣：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把身份问题看透。我以前要么在中国，要么在印尼，是在有身份冲突的环境里长大的。可去旅行的时候，你要先放弃自我，才可以找到自我。我觉得旅行是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了我。在阿富汗，我可以在这个民族群体里有很多好朋友，也可以在另一个民族群体里有很多好朋友。但两个民族其实是互相打，互相仇恨，互相亵渎的。但因为我不是在他们的冲突里成长的，我没有带着他们民族的冲突，所以我可以既融入这个民族，也融入那个民族。你在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出生；在这个宗教环境或那个宗教环境出生，是会影响你以后的想法的，但人类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2013年，奥古斯丁回到印尼。在茂物，他第一次参加了元宵节的欢庆游行。最让他感动的是，看到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信仰和民族的人们，跟着华人一起庆祝节日。在他看来，占印尼人口4%的华人群体，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认可。
翁鸿鸣：时代已经不一样了。1998年苏哈托政府下台以后，印尼换了政府。我们华人成为印尼国民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对华人种族歧视的法律，也一个接一个被废除。儒教也成为国家承认的宗教之一。春节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法定节日，华人的学校可以建立了，在学校可以学中文了，也可以有中文电视台、中文报刊、中文书了。2013年我从中国回到印尼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已经老了，身体也弱了。所以我跟他说“一辈子，你一直都想回国，现在我已经存够钱了，我可以带你回国。”然后爸爸说“不对，那不叫回国，叫去中国。我们的国家在这里。”这是我爸爸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印尼接受了他中国的身份，所以他也自愿地去接受印尼的身份。△翁鸿鸣父亲与朋友一同建立了“漳华三语国民学校”
翁鸿鸣：我爸爸在农村跟朋友合作建立了一个学校，叫漳华三语国民学校。学校会教孩子们印尼语、英语和汉语。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说要带他去中国看看的时候，他不愿意。因为他想把所有钱都用来建学校，这个学校是他一辈子的梦想。
翁鸿鸣：你的身份不只一个，是有很多层次的，每个人都有上百上千个身份。你的祖先，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你的宗教，你的工作，你喜欢的球队，这些都包含在你的身份里。当把民族当成身份的时候，民族也不只有一个。我可以当华人，也可以当中国人，也可以当印尼人，也可以当爪哇人。其实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的色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色彩。
编导：王劼、高舒晴、巩懿飞编辑：612、林梓
责任编辑：赵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