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批特殊的群体，如果留在自己的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可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事业有成，成绩辉煌；也可能早已腰包鼓鼓，甚至高官厚禄；也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无论如何，那样的话，他们将与中国无缘，人生变得平淡无奇。然而，中译外这片广阔的田野里，有了他们，就如同增添了及时的甘露，开出的花朵更加绚丽多彩，果实更加丰硕高产。耕耘中，他们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收获了中国人的高度尊重，甚至无限的怀念。这是一支强大的智慧力量，是横跨数十年的文字大军。我有机会跟他们当中少数人相识，一道工作，颇为荣幸。在此，给大家介绍其中几位。

索尔·艾德勒（Solomon Adler）

在我心目中，索尔·艾德勒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1941年他被派到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任务之一是负责协调美国援助国民党事宜。目睹国民党官员在获取美援方面中饱私囊，贪得无厌的高度腐败，他坚定地相信，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然赢得胜利。因为他的政治立场，1946年被撤职回到美国。作为一名左翼人士，在美国很难有合适的工作。艾德勒先是去了英国，后来来到了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中，我听人们谈到最多的是他参与了《毛选》四卷的翻译润色工作。可惜年代久远，加之当年只顾听，没有记录下来，那些中国的老翻译们经常举到的艾德勒翻译《毛选》的例子我已经无法详述，总的感觉就是，当大家在翻译时遇到一个英文词汇或者句子争论不休的时候，似乎都依靠他一锤定音。

因为1949年前后他的所作所为，美国政府一度视他为国家的叛徒，他也长期无法回美国探望亲人，直到尼克松访华后，根据两国的协议，他才有机会回到离别十几年的美国探亲。他的夫人帕特·艾德勒是英国籍，入境美国时，被美国有关部门关在海关折腾了一整天。艾德勒上个世纪80年代因病去世，但是在老一辈翻译家那里，他的名字经常被人提起。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第一次跟爱泼斯坦面对面是1975年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刚刚参加翻译工作不久，按照工作流程，要把我翻译的一篇稿件送给他修改。没多会儿，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讲述他的修改。我的稿件是用老式Underwood牌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double space专供别人修改。我只记得原来的白纸黑字返还回来时几乎满篇红色，用词不当，句子顺序不畅，更别提信达雅。文章的标题我早已经忘记，应该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内容，时至今日我只记得他在稿件上写的一个词是sanguinary。就是那一天跟他学习了bloody和sanguinary的区别。我用的是bloody，回忆起来显然太过于口语化了，与文章风格不符，他改成了sanguinary，在那之前，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他手把手的帮助。

在办公室大家都称呼他Eppie（艾培），我把他看成良师益友，倒不是因为他负责修改我的译稿，而是从那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我不断地从他身上获取智慧和力量。艾培是记者出身，当年作为记者曾经到延安采访，1951年他从英国来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国建设》杂志，1979年担任了总编辑。他一生中，采访和写作的时间超过修改译文的时间。早在1947年就在美国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我第一次去他家，是1975年他从西藏采访回来，喝着他带回来的酥油茶，听他介绍采访见闻。为了准确地对外介绍西藏，他曾经四次赴藏，其中《西藏的变迁》成为西藏民主改革后第一本由外国人直接撰写的专著，在国外影响很大。无论是担任一般的改稿专家还是杂志总编辑，艾培对中国翻译尤其是年轻翻译的帮助不仅仅在于学会几个英文表述，而是从根本上意识到这样一个理念，用他的话说就是外国读者都是大学水平，但是对中国的认知仅仅是小学水平，给外国人看的文章、图书必须考虑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

跟艾培相识30年里，见面次数很多，听到他最多的问话就是What are you working on? 30年间从来没有听到他为了自己的待遇和生活提出任何一个问题。在他的晚年，唯一一次打电话找我不是谈书稿和翻译人才培养问题，是让我帮他找一位熟悉电脑操作的年轻人到他家处理电脑故障。一生中，他写中国，讲中国，在国内接待外国来访者和到国外参加会议、探亲也都会介绍中国。然而，他自己的传记《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在美国就是找不到主流出版商。多家看过他稿件的外国出版社都表示个人经历非凡，书稿引人入胜，但是不增加对中国的批判就无法接受。当然，艾培绝对不可能接受外国出版商的意见。最终，该书的美国英文版是由外文局在美国设立的长河出版社出版的。艾培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培养中国对外翻译专业人才，赢得了同事的高度尊重，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在他80周岁时，江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他90岁那年已经坐上了轮椅，胡总书记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两次都由我在场翻译。记得胡总书记一落座，就谈起阅读艾培回忆录的感想，也一下子把艾培带回到了在延安的日子。他指着摄影记者、在延安出生的周幼马（艾培老友马海德的儿子）说，在延安，那时我抱着他，现在他抱着我（指从床上搬到轮椅上）。令人宽慰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设立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他丰富独特的外宣理念得以传承。

沙博理（Sidney Shapiro）

我们都称呼他老沙。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1947年来到中国，2014年在99岁高龄时在北京去世。有人记得他，是因为他翻译过《水浒传》，有人把他誉为“红色经典翻译家”，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人翻译的近当代小说都多，包括《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创业史》《林海雪原》《月芽》，还有经典作品《家》《春蚕》《李有才板话》《小城春秋》《孙犁小说选》《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文革十年》等著作。沙博理还著有《我的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他还出演过三部电影《停战以后》《长空雄鹰》《西安事变》。

沙博理一生中获得多个奖项，去世前不久刚刚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能获得这个奖项还有一段故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一个鼓励中国图书对外传播的政府奖励项目，每年颁发一次，奖励那些在国际上写中国的作家、翻译中国图书的翻译家和出版中国著作的出版家。从2005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3届，《狼图腾》英文译者美国人葛浩文就是第四届的获奖者之一。沙博理在获奖提名人员当中颇有竞争力，因为他不仅翻译中国，还写作中国，作为长期在外文局工作的语言专家，他还是对外出版队伍里重要的一员，也算是从事出版中国，“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三类奖励对象选他一个人都占全了，这是多年参加评奖的人员里绝无仅有的。2014年他终于进入获奖终审名单，但在审查他的具体条件细节时突然发现他早已加入中国国籍，而评奖条件里明确规定这项奖励颁给外国人。鉴于他的情况特殊，主持评审工作的领导决定暂时休会，等大家再回到会场时决定先讨论是否需要修改评审条件。那天的结果是评委们决定把评审条件中外国人的规定改为包括加入了中国籍的外裔人士，沙博理全票获得该奖项。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中国也还会收到外国人的入籍申请，也许将来某一年又有汉学家申请入籍。不能因此把这部分特殊群体排除在获奖人选之外。

沙博理翻译的最后一本书是《邓小平文革岁月》。虽然文革期间他就生活在北京，但是毕竟和普通中国人不一样，他没有深深地卷入政治派系斗争，书中许多涉及文革的细节他还不十分清楚，就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他向我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我则看他如何处理各种表述，向他学习翻译。再后来，因为年事已高，他不再翻译，但是仍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的活动，出席各种会议，包括到国外论坛上介绍中国。即使后来不再远行，也通过写文章和跟外国人通信来介绍中国。

他时不时通过邮件发一两个英文笑话，跟朋友们轻松一刻。远在人们讲段子形成风气之前，我从沙博理那里听来了许多美国的笑话，多数是调侃美国律师的，可见美国人对律师又爱又恨，而对我，既学习了英文，又了解了美国社会。

他始终保持着快乐、睿智的精神状态，热爱生活。他的生日是12月23日，我们经常要征求他的意见，到哪个饭馆给他庆祝生日。他也常常拿着中国日报上介绍的新开张的西餐馆作为生日聚会的地点。他越是年长，我们对他的称呼也变得越是年轻，以至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我们许多人都称呼他为“young man”。然而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到后来，老沙不止一次托人带话让我去他家，我原来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说，后来发现，他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我们只是默默地坐着，他已经没有了往日交谈的兴致和精神，不由令人伤感。

2014年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今没有任何一位出生在海外的外国人或者中国人在翻译红色经典作品方面能够与他相比。

戴乃迭（Gladys Yang）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似乎戴乃迭的作用就是润色其丈夫杨宪益先生的译文，其实她独立完成的译文也很多。有一次，我就听她给我们讲述她翻译民间故事《阿诗玛》的经验。她说道，翻译要想到读者的阅读感。比如阿诗玛的名字按照汉语拼音应该是Ashima，但是这样英国读者发音会很困难，所以她果断地把名字改为Ashma，使之更容易上口，也让这个人物更加亲近。

我的记忆中，戴乃迭高高的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见到她，还是在大院里看到她带着自己的外孙玩，还是在她家里聊天，她永远给人一种典雅而又可亲的感觉，总保持一种与众不同但又平静如水的神态。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很少能见到外国的小孩。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听到戴乃迭的一个外孙说另外一个孩子：You are being very naughty! 小大人一般的孩子，标准的英式英语，我当时想，这句话一定是孩子从外婆那里学来的。

陈必第（Betty Chandler）

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美国人，1937年来到岭南大学学习，1959年到外文局工作。她在改译稿时不留情面，敢于大幅度修改，一笔英文字，十分漂亮。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发现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品种太少，领导安排陈必第和我编写一个汉语口语小册子，后来以《学说中国话》为题出版。教材的编写过程基本是她写英文，我给配上汉语拼音和汉字。不仅跟她学习英文表达方式，还学到了其他知识。那是一个人们生活还非常清贫的时代，我们理发通常都是亲戚同事之间互相帮忙，很多单位的办公室里都有公用的推子，当然那时还是手动的。自然，我对正规高档理发店里的服务流程根本不了解，更不要说涉及到女性的头发护理。陈必第写了一句英文 I want a shampoo and set. 每个英文词我都熟悉，但是因为知识面的欠缺，我不知道set用中文怎么说。她脱口而出：“做头发。”说实话，此前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头发”。那是一个不讲究作者和译者署名的时代，出版时领导决定那本书的作者署名为“程荒”，分别代表陈必第和我二人。

许多外国人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个或者某几个阶段来到外文局，参与翻译、编辑，包括译稿润色的工作，成为国家对外翻译和出版事业的参与者。

罗慕士（Moss Roberts）

罗慕士196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博士学位，两年后到美国纽约大学教书，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80多岁高龄，仍然孜孜不倦地讲着《三国演义》的故事。他研究三国，阅读三国，教授三国，当然也翻译三国，且翻译了不同版本介绍三国的书籍。当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91年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的英文版《三国演义》。在动手翻译《三国演义》全本之前，他已经翻译了节译本，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成为大学读物。1983年到1984年他来到北京专职翻译《三国演义》。外文出版社为此特意给他安排了老翻译家任家桢配合他的翻译工作。罗慕士自己曾这样说：“任先生认真细致地校对了全部译稿，并与我分享他的学识和经验，他的建议极大地提高了译文质量。”

詹纳尔（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

詹纳尔196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算起来应该是戴乃迭的校友，只不过戴乃迭1940年在重庆与杨宪益结婚时，詹纳尔才刚刚出生。人们提起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完成了《西游记》的翻译。其实，早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他就在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完成了溥仪传记《我的前半生》的翻译。据他本人回忆，当时出于对英文版权的保护，中文版一边筹备出版，英文版一边翻译，凭借扎实的功底和出版社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他很快完成了这部作品的翻译。若干年后，意大利电影导演拍摄《末代皇帝》，就是购买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权。此外，詹纳尔还翻译了《鲁迅诗选》等图书。

在一篇题为“东游记”的回忆性文章里，他说12岁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亚瑟·威利翻译的《美猴王》，从此与孙大圣结下不解之缘。《西游记》的翻译实际上是他1965年在外文社工作时开始的。后来，他回到英国到利兹大学任教，赶上文革动乱，出版社也无暇顾及他的翻译，直到13年之后的1978年，外文出版社再次联系他，催促他完成翻译。他找到已经翻译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修改完善，并于1979年回到在外文出版社他曾经工作的办公室继续翻译，以后若干年，他利用假期年年回到北京，集中精力完成翻译，直到1986年全书最终出版。翻译《西游记》他特别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可以想象，把一部基于中国文化，有着大量佛教和道教色彩的民间传说性作品翻译给文化和宗教背景完全不同的英文读者，其难度之大，几乎可以与玄奘西行取经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流畅远远高于学术上的阐释。确定了英文读者能够得到跟中文读者同样的快乐这一目标，詹纳尔放手发挥。他不再看亚瑟·威利的《美猴王》，为的是不重复前者的表述，同时也不刻意回避使用相同的表述。他尤其看重《西游记》的叙述方式与其他历史名著不同，更像是讲故事。他的译文追求给读者带来娱乐，而不是把译文变成生涩的学术研究硬塞给读者。在他看来，故事比语言重要。受众需要记住的是故事情节而不是英语语言。语言不能太现代，因为原著完成于几百年前的明代。英文要大众化泛区域化，不能读起来给人一种好像故事发生在某一个具体的英语国家的感觉。四个人物的语言要与各自的性格相匹配，不能都讲玄奘的一种语言。他追求的目标是语言顺畅轻松以至于让读者感受不到是在阅读一部译著。为此，他必须调整句子结构，做必要的删节。他特别注意不要为了说明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概念，时不时出现学术思想的解释，干扰读者享受故事。

他在北京翻译《西游记》期间，我经常有机会跟他见面，遇到翻译上的各种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翻译们遇到问题需要请教不外乎三个渠道：一是查看大英百科全书；二是打电话或写信向专家请教，比如我翻译考古文章时，就向社科院的考古专家或者文物局的专家请教；三是最多也最为方便的，就是向同一个部门的外国人和老专家请教。说起来惭愧，有一次我向詹纳尔请教一个词汇如何翻译成英文为好，他首先纠正我对一个汉字的读音。一方面说明我的中文功底不牢，另一方面说明了他中文的老道，不得不服。

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

杜博妮是一位成名早、作品多、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齐头并进的汉学家。她1980年到1983年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时，任务之一是翻译《两地书》。那时，她刚刚完成《何其芳诗选》的翻译。她的主要工作还包括修改中国译者的各类翻译稿件，但翻译《两地书》已经成为她的主攻方向。作为一位认真的学者和翻译家，在翻译这本书时，她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生平做了深入了解，其中一次是到鲁迅博物馆参观座谈。那天我陪她去鲁迅博物馆，座谈时她准备之充分，背景了解之详实，令我非常惊叹。后来，我才知道她此前通过信件跟《两地书研究》的作者、馆长王得后联系过，使这次座谈非常深入细致，为她更好地把握翻译环节起了很大作用。

杜博妮是澳大利亚人，她的丈夫韩安德是瑞典人，也是一位汉学家。杜博妮虽然已经退休，但还是经常参加汉学会议，到中国参加文学翻译活动。韩安德近年则一直参加“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和润色。

萨拉·格拉姆斯（Sara Grimes）

美国人格拉姆斯是报社记者出身，后来从事新闻教育，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来中国前是美国麻州大学新闻系教授。当时她不会中文，主要从事英译文的改稿。但是，记者的功底让她在润色稿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的译文过不了她改稿这一关，一定是我们的表述有问题。当时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的需求，外文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西湖揽胜》一书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因为文化接近，日本版译文交给日本语言专家后，很快修改完毕付印出版，英文版的译稿交给格拉姆斯后，她发现英文读者看不懂的地方超过能够看懂的地方，而西方游客需要的内容书里又没有提供。要让一本中国学者本来写给中国读者的书稿适合欧美游客的口味很难。于是，出版社领导决定发挥格拉姆斯采访撰稿的本领，派她到杭州实地采访调研，然后改写这本图书。我的任务是陪同她采访。一路上当地学者详细介绍每个景点以及背后的人文故事，格拉姆斯边听、边看、边在本子上记录。晚上把采访记录打成文字稿，交给我核对。两天下来，我发现她的记录详尽准确，然而这都是边走边记的，很多时候是爬着台阶做记录的。出于好奇，我也试着边走边看边记录，结果是我无法认识自己的记录，更不要说她那种规矩干净的记录了。显然，这种功夫不是短期就可以练就的。

从杭州归来两周后，她拿出了完整的书稿，基本上保留原作的框架和风格，但是在表述上完全站到了向外国游客介绍西湖文化和风景的角度，没有了此前西方读者感到晦涩深奥的不知所云，取而代之的是对一个美轮美奂令人向往的地方的描述。新书出版，销路畅通，浙江的同事最为满意。两年后，格拉姆斯回到麻州大学，申请终身教授资格，展示的作品就是英文版《西湖揽胜》。她的努力帮助成就了这本介绍西湖的英文图书，而这本书也成就了她终身教授的事业。

平克姆（Joan Pinkham）

很多中国译者认识平克姆是阅读过她的《中式英语之鉴》一书，我认识她是因为她作为外文出版社的英语专家修改我的译文，她也是有生以来对我批评最厉害的外国语言专家，但是这次痛斥让我彻底懂得了没有搞懂原文，就不要翻译的根本道理。上个世纪70年代，中科院组织专家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我参加了《青藏科考》一书的翻译。图书内容专业性很强，涉及多种学科，翻译难度可想而知。一天，她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拿着她正在修改的我的译稿，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的回答令她很不满意。她问的问题都是关于高原科考专业的，而我对许多科学理念根本没有搞明白，就照字面翻译，显然，话说不清楚，逻辑表达混乱。她突然提高嗓音说：“既然你没搞懂，为什么要翻译？！告诉你，我翻译的原则就是没搞明白，绝对不动手翻译。”虽然，她的语气很严厉，但是讲的是真知灼见，既是经验之谈，也是她长期在美国从事翻译工作的深刻体会，何况她历来说话直率，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她说话如此，译文也是如此。经过这次振聋发聩般的谈话，不搞懂原文的意思，不要翻译，从此成为我遵循的原则。

较真是平克姆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把参加《邓小平文选》等中央文献译文润色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集中整理后编写了《中式英语之鉴》。作为一名美国的英法互译职业翻译，她对中译外的实践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这几位参加中国对外翻译和出版的外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爱泼斯坦为代表，他们先后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他们不仅是最初的访客，也在中国革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加入中国的外宣队伍，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新中国建设者。很难想像，当年面对西方的封锁，没有他们的参与，我们的对外翻译会是多么困难。在对外出版方面他们的意见一向得到高度重视。比如爱泼斯坦曾经提出，把1949年之前外国人写中国的图书整理重新出版，一是帮助外国读者认识历史，二是填补对外图书品种的不足。这个建议得到朱镕基总理的批准，国家拨专款出版了一整套名为“中国之光”的外国人写中国系列丛书。沙博理更是希望与中国同事不仅同一个办公室工作，还要“同吃同住同劳动”。1977-78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就跟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过一段时光。由于他在，自然在干校里凝聚了一批外语专业人员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听英文广播，谈论中外关系，切磋对外翻译，探讨对外出版。

另一类跟中国翻译出版结缘的外国学者又分为两个小类别，一类是汉学家，他们一生都在通过翻译、写作和教书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如罗慕士、詹纳尔、杜博妮。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学习中文出身，但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感和好奇，拿出自己一段时间在中国工作。虽然背景不一样，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了中国的对外翻译和文化传播。同样，他们都展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执着的职业精神。

当然，由于背景不同，又没有加入中国籍，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在认知上跟爱泼斯坦他们那一代不可同日而语。其实，他们的到来就是一种体现在当代对外翻译上的文明互鉴。他们用自己的专业帮助了中国，也从这个事业中获得了自己的成就。与此同时，也让他们身边的中国同事零距离了解了外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行为。这对我们从事翻译是一种鲜活及时的帮助，我们可以从平时接触中发现彼此的差异和共性，加之日常工作中需要不断磨合，这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外国读者对象的清晰认识。

责任编辑：赵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