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世界汉学讲坛”第六讲在世界汉学中心成功举办，多位知名汉学家齐聚一堂，开展学术分享，交流各自在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共同挖掘世界汉学发展新阶段的理论旨趣与研究方法。

德国翻译家、欧洲科学院院士吴漠汀（Martin Woesler），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B. R. Deepak），德国汉学家、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项佳谷（Jiagu Richter），马其顿科学与艺术学院汉学知识中心教席学者冯海城（Igor Radev），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徐宝锋主持讲坛。

吴漠汀教授以《脱钩还是整合？应对两极化和东西二元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各国在面临气变化、疫情、战争、移民、通货膨胀和供应链扰动等诸多共同挑战时，往往使依存关系多样化，削弱国际机构职能，将经济甚至文化脱钩，随之而来的是将世界分为西方与非西方的言论。对此，吴漠汀教授提出以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类共同的勇气与信仰应对分裂，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同舟共济。

狄伯杰教授在发言中探讨了中印文明对话与文化流动循环性，他指出古代的中印文明对话是一种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文化流动的循环性”交流。这种交流也涵盖思想、技术、产品、人文交流等领域，绝非是“单向贸易”。这种交流可以通过文献考察、语言知识、考古挖掘来证明。殖民时期的交流更是反帝斗争中的相互支持相互同情的交流。这并不说明中印文明对话的的过程是一帆顺风。不同的历史阶段双方面临了不同的问题。然而，任何对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人文交流是一切对话的支柱。文明对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一出路，为此大家都要做出各自努力。

项佳谷教授立足于多年的海外汉学研究实践，从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外汉学研究出发，提出当前海外汉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并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他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二十一世纪国外对汉学研究有了更大的投入。但因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和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转变等世界局势的变化，西方社会对华敌视情绪上升，中外交往减少，这对国外汉学研究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一些汉学家也因此改变了对华看法和研究的视角。在不同国家，汉学研究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但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很多问题是相同或相似的。海外汉学研究多年存在的问题和目前局势带来的新问题使欧洲国家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海外汉学尤其是欧洲汉学如何发展、如何获得有关中国的全面的信息、向欧洲社会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情况、推动海外汉学的发展，是汉学家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共同问题。

冯海城以《文明的多元性及其对立面》为题发表了演讲。他指出，不同文明中历史上都曾用一系列范式来包容文明多元性，其中最古老的范式之一即华夷、希腊-蛮族人、伊朗-安勒尼兰人和印度-篾戾车等对比中体现的内在优越性，这样的范式通常与“中央”的概念相关，有时会在地理决定论中被合理化，希波克拉底的《论空气、水和地方》便是早期的例证。对其他文明的了解也会被纳入“遥远的文明是自身文明的镜像”这一范式中，从《后汉书》中对罗马（大秦）对态度便可见一斑。这种范式更有力的一种形式可能是“将其他文明当作道德/精神的杰出典范，以修正自己的文明”，我们在以法显(337-422)对印度的态度为代表的一些早期中国佛教作家作品以及早期现代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描述中便可找到相关例证。启蒙运动之后的欧洲发展出了“单一文明”的范式，将文明等同于西方，并将世界分成三部分：文明（即西方），蛮荒（即中东、南亚和东亚）与野蛮（即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如约翰霍布森所说，这样的区分最初也是由种族肤色划分的，冷战体系中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也是对这种范式的响应。上述范式的极端形式是美国“只有自己的文明例外”这一观念，即拒绝将其他文明模式纳入多元化或渐进性的框架之中（甚至不区分优劣），只有绝对的“堕落”与“正”“邪”概念。这样的范式以及“美国例外论”本身都体现出基于双重预定论对加尔文主义宗教教条的世俗化解读，与美国政体的清教源流背道而驰。在这种范式中，文明表达的多样性（包括不同政治、社会与经济系统）直接被认定作是不合理的，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注定了单极化，而将多极化的可能性看作是一种“异端邪说”。

世界汉学讲坛是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构建的高端学术对话交流机制，旨在充分发挥汉学家的桥梁作用，搭建更多沟通交流的平台，开展更多平等互信的对话，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中国与世界的互鉴共赢贡献智慧与力量。

讲坛自开幕以来，一直践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使命，紧扣时代脉搏，聚焦学术问题，推动建立持久深入的学术对话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