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坎贝尔是新西兰汉学家和翻译家，由于其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 2016年8月荣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不久前，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笔者与他相约，听他侃侃而谈。
1976年，坎贝尔初次来到中国，分别在北京和南京生活了一年。“当年我是从香港坐火车辗转去往中国内地的，入关时经过了一个名叫深圳的小村。身处中国，我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以前曾经到过那里。我意识到，此生注定与中国有缘”。
那时的中国风云激荡，正处于历史巨变的前夜。坎贝尔在中国不仅亲历了“四人帮”的倒台，还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任何经历了那个特殊时期的外国人此生都不可能割断与中国的联系，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从此以后我的精神世界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
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习经历令坎贝尔难以忘怀，至今他依然记得老师和校长的名字。“南京大学有非常优秀的教授，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中国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老师们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正是在中国老师们的启发与引导下，坎贝尔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学习中国文化，并立志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明之美。此后，他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大学里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并翻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
在坎贝尔看来，翻译是促进文化共鸣、弥合文明分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多年来，他翻译了袁宏道、袁中道、王思任、张岱、郑元勋、祁彪佳等人的诸多作品，让更多西方人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坎贝尔说，文学翻译是一种悖论：即完美的翻译是实现不了的理想，但翻译又是任何文化必须要从事的任务。“比如，任何对杜甫诗作的翻译与原诗相比都会失去味道。但是翻译的工作又必须有人去做，否则中文以外的世界就会忽略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
严复提倡的“信达雅”标准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翻译界。坎贝尔说，西方翻译界也有类似的标准。在他看来，“信”和“达”固然重要，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的最高水准和境界都应该是“雅”。坎贝尔对中国翻译家林纾和美国诗人兼翻译家庞德很是推崇。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对中国近代文学影响深远，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对英语诗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坎贝尔说：“他们两人都有共同的过人之处，那就是林纾不懂英文，庞德不懂中文，但他们翻译的作品都达到了‘雅’的境界。”
坎贝尔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宋朝发展到了巅峰，他本人对明清文学则情有独钟，因为明清文学深受宋朝文学影响，是对宋朝文学的继承和发扬。目前，他正在潜心翻译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本散文集都是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时期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年代的思想。“如果要问我有没有得意之作，即将完成的这两本书里的一些内容，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缘于对承载中国精神文明的物质文化颇有兴趣，坎贝尔还是一位中国园林专家，对于园林、藏书楼乃至古代家具都有悉心研究，还参与了规划中的惠灵顿中国园林的设计工作。
除了钟情于古典文学，坎贝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同样关注。他曾与钱锺书几次见面，翻译并出版了他的《七缀集》。《七缀集》并非钱锺书的主要作品，“我翻译《七缀集》就是希望能够体现出钱锺书‘打通而拈出新意’的治学理念。书中不少观点是钱锺书学术思想的起点，这些观点后来在《管锥篇》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在坎贝尔眼里，钱锺书是个非常幽默的人，与友人在一起时谈笑风生，很是洒脱。
坎贝尔还和已故的朦胧派诗人顾城是朋友。当年顾城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中文口语课时，他们曾是同事。当顾城决定前往激流岛隐居的时候，是坎贝尔雇了辆面包车帮助他搬家。顾城有一首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坎贝尔说：“顾城的诗用孩童般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幽美、精细和奇妙的世界。诗如其人，顾城表面看起来简单，但内心复杂而纠结，这种个性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从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至今，4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那个叫深圳的小村子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一线城市。坎贝尔说，中国的巨大变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几亿人的生活因此而改变。但是，人们的热情好客、交往方式和内心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中国人依然是中国人。
“文言文凝练、优美、传神，是中国对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可惜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对文言文和传统文化有生疏感，他们更容易接受外国的舶来品。眼下中国政府正大力倡导复兴传统文化，这是一件好事。关键是要让青少年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从内心深处爱上传统文化”，坎贝尔由衷地说。(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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