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堵车，活动嘉宾迟到了20分钟。爬一层楼的楼梯进到北京三里屯老书虫书店一个小空间里，吊扇慢悠悠转着，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坐在临窗的凳子上主持活动。

这是今年3月老书虫文学节的其中一场对谈，来自澳洲的作家Fiona Wright和中国作家刘丽朵一起探讨简短形式的魅力。台上气氛友好，但两位作家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交谈，只是在各自的话题下展开了论述。大概有三四十位听者花了60块钱坐在台下，位置空了不少。

活动是艾瑞克策划的，客观来说并不成功。文学节中不是每一场活动都有趣，并且大多数时候收效甚微。

两年前，他参与策划了第二届北京国际书展文学交流周，其中有一场活动邀请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与格非、梁鸿、张悦然同台交流，话题包括“历史、非虚构写作、记忆与遗忘”。

“很轰动，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一点儿都不好玩，因为他们聊得太高级，台上各说各的，答非所问。我比较喜欢作家之间能有真正的交流、真正的认识，能坐下来谈一个文学作品。”

这样的时刻让艾瑞克感到无力和怀疑。2017年底要离开北京前，有一回他对身边的人说：“有一个重大的话题要谈，我们（纸托邦）接下来该做什么。”

一

刚到中国的时候，美国人艾瑞克·阿布汉森认识了中国作家徐星，时间是2000年出头。

他们经常在徐星家喝酒。两个身稿1米9上下的男人在地下室里喝威士忌或者二锅头，谈论狄更斯和高尔基。“他有很大的阅读量，这是我们谈话的基础。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欧洲古典文学。”徐星说。他形容艾瑞克“温和而礼貌”，但是一喝醉也会脏话一大堆。

徐星和许多作家活跃于“读书生活”文学论坛，他把艾瑞克拉了进去。为了隐藏身份，艾瑞克注册了一个ID叫“锁柱子”的账号，“觉得取个土一点的名字大家就不会怀疑了”，但事情到了线下聚会的时候就败露了，然后朋友们撺掇着让“锁柱子”当版主。

起初艾瑞克中文交流稍吃力，参加饭局碰到听不懂或说不出的时候，就坐那儿喝酒。有时候等他到时，大家已经开始喝了。他在博客上有这样一段去冯唐家聚会的描写：“艾丹得为此负部分责任，他竟然在拿量杯喝二锅头。冯唐家的餐具独特地来自医疗设备商店，所以我可以看到艾丹一口气喝掉200毫升。徐星教了我喝白酒，但没教我这么个喝法。夜晚变得越来越喧闹，大家接着去了一家24小时的面条店，然后我就断片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还是满肚子白酒。”

闲时，艾瑞克到二环以内的北京逛，胡同里遇到的人各色各样，有的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一无所知，有的问他从哪里来来这做甚，有的拉着他说“要拆了啊多可惜”，遇到最后一种人他才会兴致盎然。

“一部分因为我是个外来者，要找到归属感，一个好的方法是你去了解这些人住的地方。一旦知道它的历史，熟悉它的街庙，知道它背后的一些事情，你会感觉更属于这个地方。”当然他并没有想到十几年后站在北京的街道上，还是发现自己从来抓不住中国的核，始终是个局外人。

其间，艾瑞克完成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交换生课程，在生活类杂志《That's Beijing》做过两年编辑，成为自由撰稿人，又慢慢转向翻译。艾瑞克第一篇译作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他热爱王小波。

布兰登·欧凯恩和辛迪·卡特是艾瑞克做翻译之后认识的。他们认为许多中短篇小说的翻译不够好，同时发觉如果想要翻译一本书，译者很难找出跟这个书有关的出版商或版权资料，于是谋划建立一个兼具数据库功能的博客网站。

2007年4月7日，艾瑞克起了大早，从后台发出两则短文之后，宣告Paper Republic建立。它不是冲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去的，甚至连中文名字都换过好几个，在2015年初最终决定叫作“纸托邦”之前，它曾以“翻艺”“纸国”“纸共和”的名字出现过，从前这些名字有两个共同点：一是都与文学、翻译相关，二是土。

纸托邦与其名字共同的气质在于，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放在网站上的译作由作者免费提供版权，译者免费翻译，读者免费阅读，颇有乌托邦色彩。它是唯一一个将中国文学翻译并介绍给英语世界的网站。

相比布兰登和辛迪，艾瑞克更热衷于跟人打交道，饭局经验使他的中文水平得到提升，也在中国文学圈里建立了人脉。

此后，纸托邦里来了更多的译者和出版人，大家在博客上讨论关于文学翻译的问题，或者去鼓楼东一家叫Amilal的酒吧聚会。文学翻译挣不了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北京好混，房租没那么高，生活费用也不多，“总是有钱买羊肉串和啤酒，不用愁。”

二

今年3月上旬，艾瑞克从西雅图到北京参加澳洲文学节，以纸托邦的名义为几位澳洲文学家策划活动，在北京待将近一个月。

如果要从当代中国文学中找到值得翻译推荐的作品，需要大量阅读，像在一条湍急的大河里徒手捉鱼。艾瑞克每天要看几小时的书，如果翻译，每天再花几小时。他和他的译者朋友有一个共识：要寻找独特声音。

他提到了王小波，“王小波的灵在于幽默感和脱离感，比较悲惨的事，有时候说得比较幽默，有的时候他又可以举重若轻。你知道他写的东西其实非常悲惨，但是他给你写的东西好像是没事儿似的。”

他也提到了鲁羊，一位上世纪90年代末期活跃于“断裂”文学运动（兴起于南京的作家圈，包括韩东、朱文、鲁羊等）的作家。艾瑞克正在翻译鲁羊的短篇小说《银色老虎》，“他写的东西很不一样”，比如把死亡经验比作银色老虎。

三个月后，《银色老虎》在《纽约客》年度夏季小说专刊上发表了，鲁羊是第三位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作品的中国大陆作家，其他两位是莫言（2012年）和余华（2013年）。

实际上，在英语国家的出版世界里，中国文学处在边缘地带，在这边缘上拥挤着大量的作者和作品。就美国而言，鲍克公司早年间的统计显示，在美国出版的图书中（全门类）译作仅占3%，在小说和诗歌领域，大约只有0.7%。

“作为一个出版人，其实没有义务去教育自己的读者说中国文学是怎么怎么样的，他没有这个义务，他唯一的义务是卖书。”艾瑞克说。外国编辑以及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的挑选，大多出于市场考虑，他们一贯不青睐翻译文学，认为读者对其接受度低，不好卖。当出版翻译文学时，编辑会把译者的名字写得非常小，甚至不出现在封面上。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关于几代人的精神历史、农村题材的大家都觉得看腻了，不想要这种特别沉重的，500页，好几代人谁也没熬过、一个一个死（这类故事），可能觉得这些离自己太远了，看得很闷。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想找一些现代化的年轻一点的城市背景的作品。”艾瑞克说，“乡村各异，而城市更相似，所以城市更安全。”

当外国编辑不那么了解中国文学时，他们大多根据一本书在中国国内的销量和热度决定是否购买。布兰登从朋友那里听闻一件事情：国内一家出版社买了余华《兄弟》的英语翻译版权，联系到译者，译稿完成后送到国外出版商的办公室，“据说那天下午办公室里谁也没有说话”——作品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

《银色老虎》是艾瑞克选中并提出翻译的。鲁羊对于作品被翻译显得并不着急，“其实往往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解释能力不是太强，有时候他们说，看作品就行了。”因此，艾瑞克总是要带着自己相中的作品跑到出版人面前不停地说。

三

2012年，作家徐则臣到伦敦参加书展，结束后去爱丁堡大学的孔子学院与苏格兰作家艾伦交流。艾伦问，苏格兰人知道很多欧洲作家、美国作家、日本作家、拉美作家，甚至非洲作家，但不知道中国作家，你觉得原因何在？

徐则臣还没答，忽然发现自己对面有一面镜子，越过教室里的学生，每天站在那里。“我才发现那镜子，看见对面也坐着一个自己。因为相距遥远，我并不能十分清楚地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英国和中国相距比我和镜子还要远，从北京到伦敦的航班要飞11个小时，看不清楚、不了解中国文学是可能的。”

一方面来自时空阻隔，另一方面来自中国文学本身，“如果它本来就不值得看，如果它缺少普世通约的艺术和思想的价值，被忽略最终是必然的。”

徐则臣是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Pathlight》）自2011年创办起便与纸托邦合作，艾瑞克担任编辑总监。《路灯》上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更多选取年轻作者的作品。

对外公布的消息显示，《路灯》支付给译者的稿酬为千字千元左右，远高于千字三五百的行业现状。

中国文学陆陆续续在往外走，在这越来越浩荡的队伍里，真正热衷于此并能始终保持尊严的人稀少。“生存，体面地生存，这个过时的、极度重要的词，对作家来说始终是又困难又极度重要的。”海明威对作家处境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译者。

2007年10月，颇负盛名的美国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翻译姜戎的《狼图腾》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这项常被称作亚洲“布克奖”的奖项除了颁发奖金给作者，还有3000美金发给译者。

2017年10月以后，英仕曼集团不再提供对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赞助，奖项无限期停办。英国翻译家、汉学家韩斌说，在英国没有一个为翻译中国文学设立的奖项。

人们重新讨论亚洲文学面向世界时是否依然依赖西方的资金赞助、出版公司宣传。

四

艾瑞克的妻子陈冬梅有点担心纸托邦陷入停滞状态，“特别是网站，它应该起到的作用是联合这些译者，以及向中国文学的译者提供一些资源的支持、对年轻人的教育。”

陈冬梅曾用“无组织无纪律”来形容2007年创建以来的纸托邦，直到2015年她加入，纸托邦才有了一间位于景山一带的办公室，形成三人规模的常规工作团体。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办公室和工作团体只存在了一年左右。

2016年第一届出版交流周“模拟书展工作坊”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我和艾瑞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他刚接了某集团10月打算举办的出版交流活动。做活动能充分利用纸托邦的资源，但是事情琐碎，耗费精力。

“我每次都想少做点活动，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做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次澳洲文学节就不应该接的。”艾瑞克一坐下就抱怨自己，“可是每次都还是会接。”这是纸托邦的收入来源之一。

认识艾瑞克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会提到，凭借他在这里的资源和人脉，足以获得一份报酬更高的工作。但是艾瑞克觉得自己应该更多把心思放在内容上，他考虑过让纸托邦被一家出版社收购，这样他能够专心做翻译和编辑。

艾瑞克逐渐意识到，翻译是呈现在面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外编辑和出版社对中国、中国文学不了解。他尝试了一种新的方式，纸托邦几位核心成员成立出版公司，购买书籍版权之后翻译所有的内容，再转让版权。

2016年，纸托邦买下了六本书的版权：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阿乙的短篇小说集、阿来的《空山》、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万寿寺》和王小妮的《1966年》。第一本已经筹备出版，最后三本还没找到翻译资金。

在一次采访中，陈冬梅做过一次测算：要想不亏本，纸托邦出版的每本书的销量要达到4000册。2016年纸托邦代理格非的《隐身衣》销量达到5000册左右。但艾瑞克之前翻译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卖了只有一千多册；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在英国也只卖了2000册。4000册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达到的数量。

也是在2016年，纸托邦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出版交流周，邀请世界各国10位出版人来中国了解出版机构、体验中国文化、接触中国作家。世界范围内的编辑、文学代理人构成一个熟人网络，也正是这一人际网络驱动着国际出版业。

2018年澳大利亚文学周。亚历克西斯·赖特对话豆瓣阅读作者，艾瑞克主持     图/孟依依

“就是真正的文化交流，人跟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人跟书之间的交流。书之外的一些东西，还是跟人有关。我觉得这样做才真正有效果。”艾瑞克不是个完全的市场决定论者，甚至有时候想要去改变市场。“我本来也没有想在几年内一下子把这些特别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就像我们做这个文化沙龙，你一场活动可能也就只是一场活动，几个作家，几个观众，还有一些媒体，一场活动影响一点也不大。但是我们就在那两个小时当中，现场作家有真正的火花，我一场活动可能就会高兴好几天。”

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没有投机的空间。

五

布兰登·欧凯恩的博客界面很久没人打理，上面最迟一条留言是2011年8月23日，那时候陆续有译者离开了北京。

今年春天我在北京一家咖啡店见到布兰登，他到北京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布兰登穿着灰色带帽卫衣和灰色麻织西装外套，肤色深，头发和瞳孔是不同程度的棕色，不是典型的美国人样貌，并且“身体瘦得颇像一条会走路的宽粉”。

北京变小了，对以翻译为生的译者来说，立不下足。“这也是我‘退圈’的原因之一。”布兰登说。自从2015年翻译了刁斗的短篇小说集《出处》（the point of origin）之后，除了学术，布兰登几乎没再做过翻译。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专业读博士，正研究一部17世纪60年代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豆棚闲话》。

纸托邦建立之后成员来来去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只有艾瑞克一个人的状态，他要完善数据库，搜罗文学翻译出版的相关消息，偶尔写一些博文。

“辛迪不知道在哪儿，可能在泰国，或者在加州。莫楷在哈佛读博。有几个还在北京，吉姆·威尔登住顺义或者更远。”艾瑞克说。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但是有一个词叫hub。”Hub意即枢纽。大卫·海森的中文不太流利，他2014年成为《路灯》主编后正式加入纸托邦，但马上要走了。“因为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又要做老师又要做翻译又要做编辑，”他在推特个人账号上转载了《路灯》寻找新编辑的消息，说“是时候该传递火炬了”。

“有时候每个人比较多时间在忙别的。大部分人有自己的工作，只做翻译的人很少。”大卫说。

艾瑞克在北京又待了几年。他在西雅图的父母总是担心自己儿子怎么能待这么长时间，“到最后他们会说天呐你怎么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职业，你怎么还那么穷啊。”

在和作家们交往的过程中，艾瑞克乐于观察他们说话的样子，如何选择词句和控制声调，甚至可以为阅读作品提供另一个视角：格非是教授，说话特别有逻辑性，知识背景特别深，一说话就是长篇大论；阿乙就在那里自嘲，听起来话说得不利索但是脑子一直在运转……

艾瑞克曾为一部纪录片翻译字幕，纪录片中的一段拍摄了作家狗子和张弛等人的生活状态。大多数时候，纪录片里的作家们都是醉醺醺的，有一回狗子拿着啤酒瓶对着摄像机，停顿了许久忘了自己要讲的话。

艾瑞克把他们比作罗斯玛丽·萨特克利夫小说中“提灯笼的人”——每个人都有一盏藏在衣服里的灯笼，状似眼球，偶尔聚首便悄悄交换消息，分享隐秘的快乐——“让我们保持燃烧的东西，将光带入黑暗和风中。”

艾瑞克会始终与作家们保持一些联系，和作家的交往能让他感知到这个圈子里在发生什么。

澳洲文学节中最热闹的一场是理查德·弗兰纳根对话余华，书店里挤满了听众，弗兰纳根还有点宿醉，艾瑞克回忆“他们俩一直在互夸”，谈论自己的文学成长和写作经验。那场对话刚开始的时候，弗兰纳根提到：“我记得契诃夫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他们应该和那些具有不太好命运的人共同相处来了解他们的情绪。”

六

迄今为止，纸托邦网站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

2011年他们做了一个叫作Newsletter的项目，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每个月提供八千左右的资金，纸托邦负责整理一个月中的出版书籍动态、活动信息、评论文章，主要由艾瑞克和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的莫楷完成。一年之后，中图撤资，艾瑞克又坚持更新了大半年，最终在2013年8月告终，订阅数量达到两千多户。艾瑞克始终觉得遗憾，试图重拾newsletter。

同样抱憾的还有翻译培训班。

2008年举办了首次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研讨班。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转汽车，往杭州莫干山，这座几千年消暑好去处的山头留有两百多栋晚清民国老别墅，研讨班在由此改造的旅馆中举办，中外学者对半分成两组，中国译者讨论怎样英译中，外国译者探讨如何中译英，葛浩文是外国译者组的小组长。

一群译者“在一种高压锅式的环境里面天天做翻译”，“我那时候很年轻，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就知道我喜欢文学，喜欢谈论文学，遇到了这么一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人——那次是在莫干山，后来在苏州又做了一期——然后我们就白天上课，在谈文学，怎么翻啊怎么译啊，晚上出去喝酒，每天晚上都去同一个酒吧，待到很晚，喝很多啤酒，然后继续嚷嚷。”最后小组翻译的作业像一块勉强缝上的破布，但是“所有人都很高兴找到了彼此”。

几位译者都提到了研讨班，希望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找到资金并组织一场新的碰撞。

艾瑞克在这里认识了来自英国的翻译家韩斌，后来他们在英国艺术委员会为纸托邦申请到一笔经费。韩斌现在是纸托邦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们计划在英国将纸托邦登记为一个慈善组织，获得一个法律结构。

纸托邦从一个兴趣博客网站，缓慢地非自觉地，向一个运营项目的非盈利组织转变。

“如果艾瑞克翻译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或者编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以及去书展了，见出版人了，都会很开心。那种状态是你感觉自己是饱满的，完全敞亮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一个满足感了，精神满足。就是这个行业很多人不是把它作为职业来做的。”陈冬梅说。

10年前艾瑞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他隐约知道应该和文学有关系。我后来去问陈冬梅，那他怎么走了那么久？

“他们这群人，也都是热爱文学吧。”正吃着饭，陈冬梅噗嗤一下笑了，大概觉得“热爱文学”实在过于老套。

文学节结束后，艾瑞克·阿布汉森又离开了北京，前一天下午他和陈冬梅冒雪到通州的朋友家取了一些东西，带回西雅图。大半的书带不走，他在这儿待了17年。

责任编辑：赵一鹤